最近，笔者遇到了两位向我表达心情沉重的人，一位是出租车司机，一位是经济学者。

在北京，出租车司机一度被亲切地唤作“的哥”，只是近几年这种叫法越来越少了，不知是与国际接轨的缘故，还是大家不再亲切。反正最近正热闹的出租车调价方案使大家越发不亲切了。我原本以为的哥们会为涨价而高兴，但是相反，那位的哥忧虑地说：“本来现在坐车的人就少，涨价之后就更没人坐了。涨价并不是好事，七扣八扣也多不了几个钱，不如出租公司降低份钱。”有媒体调查后称，这一说法代表了大多数出租车司机的真正想法。

相比较而言，经济学者的心情沉重更具“张力”。他说他很怕“房价报复性上涨”的说法，这种结语带来的煽动性很具破坏作用；他还怕宏观调控措施的“虎头蛇尾”，目前民众追涨心理再度抬头，发达城市(尤其明显的是北京)房价剧烈攀升，市场新一轮较力已经开始。但更令他“揪心”的是，他努力试图研究出一个结果来，却发现自己使用的一大堆统计数据和经济学理论，在现实面前变得不堪一击，甚至自相矛盾，似乎丧失了用武之地。当然，也许是因为他不够“牛”，也不敢坚守自己所信奉的经济学派，所以他才会如此战战兢兢，但是他的沉重心情却值得我们深深理解。

其实表达忧虑的人远不止他们。早在去年年底、今年年初，潘石屹就曾公开声称住宅市场价格上涨过快非常危险，并表示将转型做商业地产；而任志强的一句话最近正被反复引用着：“但愿房价的增幅不要太快了，不要出现更严厉的调控措施。”引用这句话的人和说这句话的人，虽然心里想的不同，但心情复杂程度无异。

值得忧虑的现象还有很多，比如房子和大白菜可以相提并论了，国际原油单价有可能冲击80美元大限了，“房奴”成为社会热点话题了，甚至“房地产是中国社会的癌细胞”等等。在这些现象和各路说法背后，真正的忧虑来自两个层面：市场机制的强弱与政府作为的轻重。

在反对改革的声音被中国改革的决心所压倒之后，对“改”还是“不改”的争议已暂告尾声，但“改对”还是“改错”的激辩正在进行，并体现在多个领域。

信奉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阵营，高举着后来居上的奥地利学派的“自发秩序理论”，试图解释目前中国市场经济下衍生的各类问题，并推导解决方法。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尤根·勃姆·巴维克曾经指出，这个社会存在着“自然”的经济规律，这些规律作为像短缺这种不可改变的现象的一种结果，以及作为价值是一种主观选择的功能这一事实的结果，普遍地发生作用。他驳斥“‘控制’可以改变由经济规律决定的事件的进程”这一观点，认为“权力”永远不能“在与经济的价值规律、价格规律和分配规律相矛盾的情况下影响任何事情”，“它永远不能使规律无效，它只能证明和满足这些规律”。这似乎可以部分用来解释目前出现的某些市场问题。

而批评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的一方，认为他们有意回避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其他观点，比如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以实证的微观经济分析为基础，重视社会经济福利，市场失灵理论等，并担忧这将助长以效率取代公平和平等、不要任何秩序的社会倾向。因此，批判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学者们更加肯定政府运用行政手段调节的作用，并也因此承担着“阻碍改革进程”、“助长行政干预”的罪名。不过，他们一再认为自己是经济学话语权中的弱者，他们只是希望由各个社会阶层公平负担改革成本、享受改革成果。

正是在以上两方学术阵营的对垒下，我们看到了目前的状况：一方面政府在加强作为，比如在住房问题上，承认这一公共品领域需要引入政府的手，但却令人担忧的是，会不会陷入“调控-反弹-再调控”的怪圈，而问题的缘由又来自于何处？再比如上述的出租车调价方案，申请方的调查结果显示“皆大欢喜”，而来自其他渠道的调查显示出租车司机和乘客大多数不满意。政府而不是市场对出租车数量进行的管制，受到质疑。另一方面，有人抱怨市场机制太过微弱，正是“由于市场化处于起步阶段，规则相当微弱，权力的身影无处不在，行政干预之手四处乱伸”，由于无法辨别问题的来源是市场还是政府作为，所以人们一旦遇到问题，就会习惯性地归咎于政府的权力干预。

那么在现阶段的中国，市场机制到底是强了还是弱了？政府作为是太轻了还是太重了？笔者自知自己太不“牛”，不知道答案。但是市场的确是无数行为汇总的结果，这种巨大的变动的确也不是一个组织或措施可以左右的。这些行为可能是经济行为，也可能不是。政府在一些公共品领域需要作为，这部分的作为太轻了，甚至出现了盲点，而其他领域的作为又有过重的嫌疑，这个平衡不是经济学可以担当的。而说到房地产领域，我们尚需认识到，住房只是部分地表现为公共品，对它的调节绝不应是简单化的。不解决这些根本认识问题，谈市场机制太弱和政府干预不够，都是不全面的。而在这两个看似矛盾的层面之间，其实是有一个有助于“咬合“的齿轮存在的，那就是已提出多年、再度被吴敬琏教授强调的“政府职能的转变”。忙于对垒的学者们，在这方面也许应该作出更多的文章。